论毛泽东独创新体的书法艺术给我们创造了                    一座现代艺术丰碑

                           马占禄

1959年,毛泽东视察济南,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舒同,陪同毛泽东去郊外参观一座寺庙中古人留下的墨迹,由此两人谈起了书法。毛泽东说:“我练字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年以前,打下书法基础;第二阶段是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第三阶段是1938年到1949年,我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第四阶段是进北京城以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也就欢快飞动了。” 
中国毛泽东把自己的书法分为4个阶段,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从方便研究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可合为一个阶段。理由如下:一是毛泽东的书法与他从事的中国革命的实践是分不开的,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一个完整的阶段;二是正如毛泽东自己说的“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的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如果把这一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时期或阶段,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三是从建党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毛泽东书法墨迹中几首诗词,虽然是那个时期作的,但都是解放前后重新书写的,已经超出了那个时期的书法水平。所选的几封书信、文稿、题词,从书法的角度看,与1938年至1949年间的书体、书风则没有太大的区别,因而可看作是探索时期的前期作品。 
　　由此,我认为毛泽东的书法可分为3个时期(阶段):第一个时期为广而纳之、夯实建体时期,即1921年以前;第二个时期为艰难探索、寻求风格时期,从建党至新中国的成立;第三个时期为成名杰作、完善新体时期,从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晚年。下面我们就按照这3个时期,来寻觅毛泽东书法实践的足迹,探讨“毛体”的形成历程。 
　　 第一个时期:广而纳之、夯实建体(1902年至1920年) 
　　 毛泽东诞生于1893年12月26日。他8岁时就被父母送进韶山私塾读书,之后又先后转读6所私塾,共读了6年,这就是毛泽东自己概括的“6年孔夫子”。这6年中他除了读好国学启蒙经典书籍以外,就是学会用毛笔写字。 
　　毛泽东少年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文家生活,文家文化氛围甚浓,亲戚中不少人有古文功底和书法基础。长毛泽东9岁的表兄文运昌,毕业于湘乡师范,任过小学教师和中学庶务,古文和书法功底都不错。毛泽东在外婆家读书、写字,均以表兄为师。毛泽东的二舅文玉钦,也懂古文、书法,对毛泽东的成长极为关注,连书法大字范本,都是他亲笔书写。毛泽东少时接触的古代名人法帖,大多是在文家见到的。 
　　这期间,毛泽东虽有2年休学在家,但却没有荒废学业。他白天下地劳动,晚间读书,为父亲记账,对毛笔字书写兴趣越来越浓,书法基础也打得更加扎实。 
　　1910年秋,毛泽东走出韶山,进了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山小学堂读书。他的入学文章《言志》,是以工整清秀的蝇头小楷书写在十行纸上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代书风对他的影响。这篇文章很受该校国文教师袁仲谦的赞赏,并破格录取了这位异乡学生。在这所学堂里,毛泽东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思想的政治启蒙。他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一本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逃到日本后刊印的《新民丛报》合订本,读了又读,并在《新民说》“论国家思想”处,有感而发,写了一段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这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墨迹,当时学校师生已经戏称毛泽东的字为“兰亭体”了。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5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四师范后来合并到第一师范。从此,毛泽东开始了求学和革命实践道路上重要的一段历程,他的书法也正是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当时在湖南长沙的省立第一师范,有一批国学、西学功底颇深的教员,如杨昌济、王季范、徐特立、袁仲谦、方维夏、黎锦熙等。校内学风甚浓,对学生的学业也要求极严。以书法习字为例,毛泽东所在的本科第一部从预科到本科一、二年级,每周有习字课2节,并规定:“习字科多习正楷”,“务求劲端秀丽”。“矫正执笔、运腕及各种姿势”。“购备碑帖,宜习隋碑”。“下笔不可率易,务求使转分明”。一师的课外学友会,也对书法有明确要求:“凡楷书、行书、草书等普通书法必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里受到了严格的书法基本功训练。 
　　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有一句口头禅:“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他几乎天天练碑帖,书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现在的湖南一师还保留着1张毛泽东1915年2月24日的“还书便笺”,用笔严谨,又有开拓,可见他那时已经有了相当功底。 
　　毛泽东十分推崇老师徐特立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养成了读书记笔记的习惯。他当时记的笔记很多,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一本,是一个9行直格本。前面是他手抄的屈原《离sao》、《九歌》,后头被把他题为《讲堂录》。这个本子是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是随其他笔记本一起存放在韶山老家的。1929年,国民党政府到韶山抄他的老家,族人把他存放的笔记本和书籍点火焚烧。一位私塾先生看见了,抢出了这个笔记本,为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早期书法提供了宝贵资料。毛泽东手抄的屈原《离sao》为小楷手迹,多被书法理论界推崇,称其为:“工整秀逸,圆熟浑成。”“沉着痛快,磊落嵯峨。”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提出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4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楷书行笔,大器苍劲,字字铿锵,力透纸背! 
　　也是这年5月,与毛泽东要好的同学易永畦病逝。5月23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写下40行五言古风挽诗:“我怀郁如焚,放歌依列嶂……”这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的最早的诗作墨迹。 
　　1918年9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后来到北京,在李大钊任职的北大图书馆里当了一名助理员。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经周世钊推荐,在一师附小任历史教员。这个时期,他结识了对他书法颇有帮助的良师益友孙先生。 
　　孙是我国现代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当时,他受聘在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经常去听他的课,由此二人相识。孙写得一手好字,毛泽东曾登门求教。他告诉毛泽东要练好楷书,就要懂得章法,还从笔架上拿下一支狼毫,给毛泽东写下28个字:“疏密、大小、长短、粗细、浓淡、干湿、远近、虚实、顾盼、错落、肥瘦、首尾、俯仰、起伏。”毛泽东把写有这28个字的纸条揣进口袋,从此认真琢磨,开始练起楷书来。平日批改学生作业和给朋友写信,写得都是一丝不苟的楷体,读书所作的笔记和书页天头所作评语,也都是写的蝇头小楷。 
　　整体来看,毛泽东早期书法作品,是以楷书为主,亦兼有行书。有人根据一师提倡“宜习隋碑”,推断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受隋碑影响较大。也有人认为,毛泽东受楷书大家欧阳询影响最深。欧阳询是长沙人,唐初书法大家。毛泽东早年的墨迹,如《还书便笺》、《讲堂录》、《铭耻篇》、《离sao》、《商鞅徙木立信论》等,行楷相间,与欧阳询的楷书《九成宫》和行书《张翰思鲈帖》的用笔结体都有一脉相承的痕迹。还有人认为,毛泽东早期书法是学魏碑楷书,如毛泽东写给罗学瓒的明信片,是十分工整的魏碑楷书。笔者认为,在毛泽东早年求学时期,其书法正是打基础之时,对前人的书法成就,广而纳之。清末民初,正是碑、楷盛行的年代,这些自然都会对毛泽东产生巨大影响。 

　　 第二个时期:艰难探索、寻求风格(1921年至1949年)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28年是中国革命经过艰难探索直至取得辉煌胜利的时期,也是毛泽东对书法进行不断探索直至形成独树一帜风格的时期。 
　　1921年至1936年是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毛泽东东奔西走,戎马倥偬,居无定所。这个期间,毛泽东几乎没有时间研究书法,现在能够找到的毛泽东手迹,只有少量书信和题词。如: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彭素民的信;1934年1月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的题词;在反“围剿”时鼓励红军的题词;1936年10月5日致张学良的信;1936年11月2日致许德珩等的信;1936年致林彪的信等。从这少量墨迹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毛泽东的书法已经逐渐摆脱了过去所研习书体形式的束缚,展露出他追求个性化自由书写的心态。 
　　1936年以后,红军长征结束,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其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开始,毛泽东坐领延安,相对有了稳定的住所和时间。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才像他探索革命道路一样,真正开始了他的书法探索。这一时期记载毛泽东书法的资料也多了起来。 
　　1937年,一位青年作家把从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到的4册名著及《石索》、《三希堂法帖》各2卷,带到了延安。素有“长征才子”之称的朱光把他引荐给毛泽东。毛泽东热情相迎,待如嘉宾。青年作家十分感动,便从挎包中将那几件“宝贝”掏了出来,要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正要伸手去接,不料,却被一旁的朱光抢先夺了过去,说:“见面分一半。”毛泽东不肯,最后在青年作家的调解下,两人各分一半,毛泽东得到了两册名著和《三希堂法帖》。据有关资料介绍,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还带着这本法帖,可见他对这本法帖的喜爱。 
　　除了这本法帖,毛泽东身边还有一些晋唐小楷等书帖,经常翻阅,心记手摹。有时也跟人谈论书法,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写我的体”。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和他的秘书师哲谈起书法时,说:“各个体我都研究过,各个体都有缺点,我都不遵守,我都看不上,我写我的体。”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把毛泽东的书法称为“毛体”的最早由来。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各个体“我都看不上”,不是藐视古人的书法,他看不上的只是各个体的“缺点”,不赞成对某一体的死临死摹。后来,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还说过另一段话:“学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完全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有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这就更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倡导书法要学古人的精华,要胸纳万有,融古创新,走自己的路,写出自己的风格。 
　　这一期间,毛泽东书法墨迹的数量颇为壮观,大多是为党和军队写的报告、文稿、命令、书信等。书写自作诗词并被人熟知的则只有4件。 
　　1936年11月,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来到陕北保安。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为她召开欢迎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出席了。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做什么,她毅然答道:“当红军。”毛泽东说:“好啊!”不久,她就随红军来到陇东前线。在庆阳,丁玲收到了毛泽东用电报发给她的欢迎词《临江仙》。1937年初,丁玲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又亲自抄录了全文送给她。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临江仙•赠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期间,他会见了诗人柳亚子。柳亚子多次写诗呈送,并向毛泽东“索句”。于是,毛泽东在红岩村用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便笺,手书了他1936年2月写的那首千古绝唱《沁园春•雪》,后又在纪念册上手书了另一份赠给了柳亚子。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打过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毛泽东在喜悦之中,诗兴大发,写下了一首雄浑豪迈的诗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关于这首诗还有一个故事:毛泽东当时在喜悦和激*情中一挥而就,写下这首诗后,似乎还不太满意,由于当时日理万机,来不及细细推敲,就将其扔进废纸篓里去了。他的秘书田家英看到了,拣起珍藏起来。1963年,毛泽东亲自编定一本带总结性的诗词集。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了“63年版”诗词集的编辑全过程。1963年11月的一个晚上,田家英对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逄先知说,他家里还有一首毛主席的诗。于是,他背起这诗诗,让逄先知一句一句记下来。诗的抄件被送交毛泽东时,田家英给毛泽东附了一封短信,说这首诗是主席在香山作的。毛泽东看过以后,哈哈一笑,说:“哦,是有这么一首,我都忘记了。”这首诗经毛泽东同意,就选进了1963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194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这首诗打破传统竖写惯例,从左至右横列书写。这种书写方式,在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中为数不多,但从字和章法上看,则显得更加老练成熟,风格基本形成。 
　　毛泽东还书写过一些古诗词,但为数不多,也不为人熟知。如在延安时曾书写杜牧《题项羽庙》诗,赠给杜冰坡先生。1949年5月,柳亚子拿来一本《羿楼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手书谢灵运、薛道衡、苏轼的诗句:“池塘生春草。宫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并题“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念”。毛泽东将不同诗人的诗句题书在一起,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毛泽东的题词在这个期间就比较多了。比较有影响,且在书法上有代表性的有:1938年5月为《论持久战》题写书名;1938年6月为抗大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1939年12月为悼念白求恩的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0年4月为儿童节的题词“天天向上”;1942年4月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3周年题词“准备反攻”;1942年为拍摄影片《南泥湾》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3年为抗大题写校训“实事求是”;1945年9月20日(重庆谈判期间)为《大公报》题写“为人民服务”;1948年7月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1949年9月23日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等等。 
　　纵观毛泽东书法第二个时期的大量作品,可以看出毛泽东从摆脱过去研习的书体形式开始,到基本确立自己独特风格,一直是处于探索之中。每一年甚至每一幅作品都在变化,都在完善,都在追求。这个时期,毛泽东书法的基本特征,以楷书和行书为主,字体大小变化丰富,有时笔实墨沉,有时锋芒毕露,笔画夸张,无拘无束,布局自然疏朗,结体以右耸左展的“左斜”形态为主。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探索把字的重心往右挪动,呈“右斜”形态,但这个探索时间不长,大概到1942年就改为往左斜了,这一点我们从2幅作品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一幅是1941年1月31日《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字体是右斜的;另一幅是1942年4月17日《致欧阳山、草明》的信,字体是左斜的。这两封信,可以看作是毛泽东书法结体由右斜向左斜探索的转折点。之后,这种左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即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字形归正了,但仍然可以在一些字中看到左斜的痕迹。这反映了毛泽东在书法探索中审美认识的扬弃过程。 
　　 第三个时期:成名杰作、完善新体(1950年至晚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但始终对书法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表示出极大的关注。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最早的毛泽东自作诗词书法作品有两幅,都叫《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幅是1950年10月写的,另一幅是1950年11月写的。1950年10月,全国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首都北京举行盛大庆祝活动。10月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庆祝晚会上,有好几个民族文工团演出少数民族歌舞节目,毛泽东和柳亚子出席观看。毛泽东兴致很高,请柳亚子即席赋诗。柳亚子当即填了一首“火树银花不夜天”,歌颂毛泽东,歌颂民族团结。看了柳亚子填的词后,毛泽东当即就和了一首“长夜难明赤县天”。同年11月4日和5日晚,中央戏剧学院在怀仁堂演出歌舞剧《和平鸽》,柳亚子应邀前往观看,感动之余,又填写了一首《浣溪沙》“白鸽连翩奋舞前”。毛泽东看后,深为柳亚子爱国热情和正义精神所感动,又恰值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捷报传来,于是又写下了“颜触齐王各命前”这首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连续两次填词和柳亚子,这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亲密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喜悦心情。从这两首词的书法风格来看,正如毛泽东说的:“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就欢快飞动了。” 
　　这两幅作品的书写时间和填词时间应该是一致的,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诗词,但大都集中在1936年长征以前和新中国成立以后。长征以前作的诗词,不少都是在马背上吟出来的,由于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当时无法把它们变成书法作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所作诗词,大都是随作随书。除了上述两首诗词外,还有1954年作的《浪淘沙•北戴河》,1955年作的《五律•看山》,《七律•五云山》,1956年作的《水调歌头•游泳》,1957年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1958年作的《七律•送瘟神》,1959年作的《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1961年作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卜算子•咏梅》,1963年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等。 
　　毛泽东不仅自己喜爱书法,也把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加以肯定和倡导。20世纪50年代,文艺界不少人是不把书法当作一门艺术的,理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绝大多数国家是没有把书法列入艺术门类的。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书法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毛泽东知道后,责问文联领导:“多一门艺术有什么不好?”1956年在筹备新中国第一届书法展时,铁道部原部长、书法家叶恭绰恭请毛泽东题写展标,毛泽东谦虚地回答:“为书法展题词,甚难著笔,以不写为好。送上所书《沁园春•雪》词一幅,当作品展出。”可以想像,毛泽东送作品参展,这对当时的书法界是多么巨大的鼓舞!之后,当毛泽东了解到文艺界对书法是不是艺术还有不同看法时,就对老朋友周谷成说:“写书法有什么不好,他们也有意见?”在他晚年的时候(1972年),还不忘提醒人们:“学一点书法。” 
　　在肯定倡导书法这门艺术的同时,毛泽东更加重视书法艺术的研究和实践。1955年以后,毛泽东曾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陈秉忱回忆说,遵照毛泽东指示,经他亲自收集的各种字体法帖和千字文就有30多种。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说:“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之后田家英就向故宫博物院一次为毛泽东借了20件古代书画作品。其中有8件草书作品,包括傅山、文征明、董其昌等人的书作。毛泽东逝世后有人作过统计,毛泽东所存的拓本及影印本碑帖有600多种,看过的有400多种。读帖是毛泽东研究古人书法的重要方式,他一边看,一边用手指在空中比划,他还时常跟身边人谈论如何读帖练书法。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韩桂馨写过一篇文章,叫《毛主席热爱书法艺术》,其中有一大段就是谈毛泽东怎么教她读帖的。毛泽东说:“第一要多看帖,第二要多练习。写多了就熟了。”“你要反复看、反复记。等到帖的内容能够快记下来时就更熟了。”“记字的结构、造型、行笔、章法。”“对字帖要学它,又不全学它。学得又像又不像,要发挥你自己的特点。”这些话无疑是毛泽东学帖的经验之谈,即使今天,对我们书法人也是十分有用的。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从纷繁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看书写字成了他的最大嗜好。这个时期,他写了大量古人诗词,有人统计,大约有一两百首。长的有白居易的琵琶行,短的只有一句,如王勃的“儿女共沾巾”。这些作品有楷书,也有草书,其中不乏精品佳作。这期间,他开始重新书写长征以前创作的诗词作品。如:《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采桑子•重阳》、《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蒋桂战争》、《西江月•井冈山》、《沁园春•长沙》、《十六字令三首》等,几乎每一幅作品都反复书写数遍,仅《七律•长征》我们就看到过6个版本。这些已经成为毛泽东书法中的精品之作。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在全国兴起一个群众性的学雷锋热潮的同时,人们也惊呼:“原来毛主席的字写得这么好啊!”一时间,全国数千万的书法爱好者争相临摹,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军营的墙壁、板报、油印刊物上,到处可见毛泽东题词的临摹手迹。毛泽东一生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单位和个人题字很多。如:1951年8月为陕甘宁老区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952年3月为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题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1952年6月为全国体育总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5年6月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1957年1月为刘胡兰重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60年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题词“艰苦奋斗”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书法的精品之作。 
　　1964年7月29日,毛泽东给《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北京日报报头不好,应重换过。现写了多张……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8月28日范瑾写信给毛泽东,将毛泽东题写的报头制成小样送来审阅。9月25日,毛泽东在范瑾的信上批示:“……原写北京日报四字中有一二字似写得不好,今又写了一张,供你选择。”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题写报头是如何的慎重认真,追求尽善尽美!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是毛泽东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毛泽东为军队、地方亲笔题写的报头、校名有100多种,而采用撷字的方法拼出毛体字的报头、校名多达600多种。这些经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校名,有的沉实秀逸、朴素潇洒;有的柔中见刚、顾盼有情;有的平正古朴、老辣持重。幅幅见神采,字字有生机,气韵生动,意趣盎然。 
　　1965年夏,毛泽东直接参与了国内文化界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大辩论。这年6月,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推断现在存世的《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作,乃是赝品。文章发表后,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看了,不以为然,于是写了一篇《〈兰亭序〉真伪驳议》,与郭沫若争论。可是文章发出去后没有刊物敢发表,他就把稿子寄给了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章士钊看后,要高作一些修改,并应高的要求,写信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第二天就复函章士钊说:“……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日毛泽东也给郭沫若发去一信,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于是《光明日报》和《文物》均先后刊载了高的文章,之后,郭、高二人再次发文辩论,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参与进来,由此引发了一场学术大辩论。这次辩论,为书法理论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书法从楷书、行书转入草书,字体由斜归正,章法由单一到多变,独悟天机,自成一体,书法艺术已经达到随意挥洒的超然境界。这个时期是毛泽东书法历程中最辉煌、最具代表性、而艺术上也达到登峰造极的时期。作为书法家的毛泽东,从书法王国的传统中走出,从时代的风云里走来,一直走进书法王国的殿堂,为我们创造了一座现代书法艺术的丰碑。

论毛泽东独创新体的书法艺术给我们创造了                    一座现代艺术丰碑

                           马占禄

1959年,毛泽东视察济南,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舒同,陪同毛泽东去郊外参观一座寺庙中古人留下的墨迹,由此两人谈起了书法。毛泽东说:“我练字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年以前,打下书法基础;第二阶段是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第三阶段是1938年到1949年,我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第四阶段是进北京城以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也就欢快飞动了。” 
中国毛泽东把自己的书法分为4个阶段,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从方便研究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可合为一个阶段。理由如下:一是毛泽东的书法与他从事的中国革命的实践是分不开的,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一个完整的阶段;二是正如毛泽东自己说的“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的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如果把这一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时期或阶段,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三是从建党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毛泽东书法墨迹中几首诗词,虽然是那个时期作的,但都是解放前后重新书写的,已经超出了那个时期的书法水平。所选的几封书信、文稿、题词,从书法的角度看,与1938年至1949年间的书体、书风则没有太大的区别,因而可看作是探索时期的前期作品。 
　　由此,我认为毛泽东的书法可分为3个时期(阶段):第一个时期为广而纳之、夯实建体时期,即1921年以前;第二个时期为艰难探索、寻求风格时期,从建党至新中国的成立;第三个时期为成名杰作、完善新体时期,从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晚年。下面我们就按照这3个时期,来寻觅毛泽东书法实践的足迹,探讨“毛体”的形成历程。 
　　 第一个时期:广而纳之、夯实建体(1902年至1920年) 
　　 毛泽东诞生于1893年12月26日。他8岁时就被父母送进韶山私塾读书,之后又先后转读6所私塾,共读了6年,这就是毛泽东自己概括的“6年孔夫子”。这6年中他除了读好国学启蒙经典书籍以外,就是学会用毛笔写字。 
　　毛泽东少年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文家生活,文家文化氛围甚浓,亲戚中不少人有古文功底和书法基础。长毛泽东9岁的表兄文运昌,毕业于湘乡师范,任过小学教师和中学庶务,古文和书法功底都不错。毛泽东在外婆家读书、写字,均以表兄为师。毛泽东的二舅文玉钦,也懂古文、书法,对毛泽东的成长极为关注,连书法大字范本,都是他亲笔书写。毛泽东少时接触的古代名人法帖,大多是在文家见到的。 
　　这期间,毛泽东虽有2年休学在家,但却没有荒废学业。他白天下地劳动,晚间读书,为父亲记账,对毛笔字书写兴趣越来越浓,书法基础也打得更加扎实。 
　　1910年秋,毛泽东走出韶山,进了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山小学堂读书。他的入学文章《言志》,是以工整清秀的蝇头小楷书写在十行纸上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代书风对他的影响。这篇文章很受该校国文教师袁仲谦的赞赏,并破格录取了这位异乡学生。在这所学堂里,毛泽东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思想的政治启蒙。他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一本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逃到日本后刊印的《新民丛报》合订本,读了又读,并在《新民说》“论国家思想”处,有感而发,写了一段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这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墨迹,当时学校师生已经戏称毛泽东的字为“兰亭体”了。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5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四师范后来合并到第一师范。从此,毛泽东开始了求学和革命实践道路上重要的一段历程,他的书法也正是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当时在湖南长沙的省立第一师范,有一批国学、西学功底颇深的教员,如杨昌济、王季范、徐特立、袁仲谦、方维夏、黎锦熙等。校内学风甚浓,对学生的学业也要求极严。以书法习字为例,毛泽东所在的本科第一部从预科到本科一、二年级,每周有习字课2节,并规定:“习字科多习正楷”,“务求劲端秀丽”。“矫正执笔、运腕及各种姿势”。“购备碑帖,宜习隋碑”。“下笔不可率易,务求使转分明”。一师的课外学友会,也对书法有明确要求:“凡楷书、行书、草书等普通书法必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里受到了严格的书法基本功训练。 
　　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有一句口头禅:“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他几乎天天练碑帖,书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现在的湖南一师还保留着1张毛泽东1915年2月24日的“还书便笺”,用笔严谨,又有开拓,可见他那时已经有了相当功底。 
　　毛泽东十分推崇老师徐特立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养成了读书记笔记的习惯。他当时记的笔记很多,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一本,是一个9行直格本。前面是他手抄的屈原《离sao》、《九歌》,后头被把他题为《讲堂录》。这个本子是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是随其他笔记本一起存放在韶山老家的。1929年,国民党政府到韶山抄他的老家,族人把他存放的笔记本和书籍点火焚烧。一位私塾先生看见了,抢出了这个笔记本,为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早期书法提供了宝贵资料。毛泽东手抄的屈原《离sao》为小楷手迹,多被书法理论界推崇,称其为:“工整秀逸,圆熟浑成。”“沉着痛快,磊落嵯峨。”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提出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4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楷书行笔,大器苍劲,字字铿锵,力透纸背! 
　　也是这年5月,与毛泽东要好的同学易永畦病逝。5月23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写下40行五言古风挽诗:“我怀郁如焚,放歌依列嶂……”这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的最早的诗作墨迹。 
　　1918年9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后来到北京,在李大钊任职的北大图书馆里当了一名助理员。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经周世钊推荐,在一师附小任历史教员。这个时期,他结识了对他书法颇有帮助的良师益友孙先生。 
　　孙是我国现代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当时,他受聘在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经常去听他的课,由此二人相识。孙写得一手好字,毛泽东曾登门求教。他告诉毛泽东要练好楷书,就要懂得章法,还从笔架上拿下一支狼毫,给毛泽东写下28个字:“疏密、大小、长短、粗细、浓淡、干湿、远近、虚实、顾盼、错落、肥瘦、首尾、俯仰、起伏。”毛泽东把写有这28个字的纸条揣进口袋,从此认真琢磨,开始练起楷书来。平日批改学生作业和给朋友写信,写得都是一丝不苟的楷体,读书所作的笔记和书页天头所作评语,也都是写的蝇头小楷。 
　　整体来看,毛泽东早期书法作品,是以楷书为主,亦兼有行书。有人根据一师提倡“宜习隋碑”,推断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受隋碑影响较大。也有人认为,毛泽东受楷书大家欧阳询影响最深。欧阳询是长沙人,唐初书法大家。毛泽东早年的墨迹,如《还书便笺》、《讲堂录》、《铭耻篇》、《离sao》、《商鞅徙木立信论》等,行楷相间,与欧阳询的楷书《九成宫》和行书《张翰思鲈帖》的用笔结体都有一脉相承的痕迹。还有人认为,毛泽东早期书法是学魏碑楷书,如毛泽东写给罗学瓒的明信片,是十分工整的魏碑楷书。笔者认为,在毛泽东早年求学时期,其书法正是打基础之时,对前人的书法成就,广而纳之。清末民初,正是碑、楷盛行的年代,这些自然都会对毛泽东产生巨大影响。 

　　 第二个时期:艰难探索、寻求风格(1921年至1949年)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28年是中国革命经过艰难探索直至取得辉煌胜利的时期,也是毛泽东对书法进行不断探索直至形成独树一帜风格的时期。 
　　1921年至1936年是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毛泽东东奔西走,戎马倥偬,居无定所。这个期间,毛泽东几乎没有时间研究书法,现在能够找到的毛泽东手迹,只有少量书信和题词。如: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彭素民的信;1934年1月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的题词;在反“围剿”时鼓励红军的题词;1936年10月5日致张学良的信;1936年11月2日致许德珩等的信;1936年致林彪的信等。从这少量墨迹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毛泽东的书法已经逐渐摆脱了过去所研习书体形式的束缚,展露出他追求个性化自由书写的心态。 
　　1936年以后,红军长征结束,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其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开始,毛泽东坐领延安,相对有了稳定的住所和时间。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才像他探索革命道路一样,真正开始了他的书法探索。这一时期记载毛泽东书法的资料也多了起来。 
　　1937年,一位青年作家把从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到的4册名著及《石索》、《三希堂法帖》各2卷,带到了延安。素有“长征才子”之称的朱光把他引荐给毛泽东。毛泽东热情相迎,待如嘉宾。青年作家十分感动,便从挎包中将那几件“宝贝”掏了出来,要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正要伸手去接,不料,却被一旁的朱光抢先夺了过去,说:“见面分一半。”毛泽东不肯,最后在青年作家的调解下,两人各分一半,毛泽东得到了两册名著和《三希堂法帖》。据有关资料介绍,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还带着这本法帖,可见他对这本法帖的喜爱。 
　　除了这本法帖,毛泽东身边还有一些晋唐小楷等书帖,经常翻阅,心记手摹。有时也跟人谈论书法,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写我的体”。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和他的秘书师哲谈起书法时,说:“各个体我都研究过,各个体都有缺点,我都不遵守,我都看不上,我写我的体。”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把毛泽东的书法称为“毛体”的最早由来。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各个体“我都看不上”,不是藐视古人的书法,他看不上的只是各个体的“缺点”,不赞成对某一体的死临死摹。后来,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还说过另一段话:“学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完全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有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这就更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倡导书法要学古人的精华,要胸纳万有,融古创新,走自己的路,写出自己的风格。 
　　这一期间,毛泽东书法墨迹的数量颇为壮观,大多是为党和军队写的报告、文稿、命令、书信等。书写自作诗词并被人熟知的则只有4件。 
　　1936年11月,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来到陕北保安。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为她召开欢迎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出席了。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做什么,她毅然答道:“当红军。”毛泽东说:“好啊!”不久,她就随红军来到陇东前线。在庆阳,丁玲收到了毛泽东用电报发给她的欢迎词《临江仙》。1937年初,丁玲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又亲自抄录了全文送给她。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临江仙•赠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期间,他会见了诗人柳亚子。柳亚子多次写诗呈送,并向毛泽东“索句”。于是,毛泽东在红岩村用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便笺,手书了他1936年2月写的那首千古绝唱《沁园春•雪》,后又在纪念册上手书了另一份赠给了柳亚子。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打过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毛泽东在喜悦之中,诗兴大发,写下了一首雄浑豪迈的诗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关于这首诗还有一个故事:毛泽东当时在喜悦和激*情中一挥而就,写下这首诗后,似乎还不太满意,由于当时日理万机,来不及细细推敲,就将其扔进废纸篓里去了。他的秘书田家英看到了,拣起珍藏起来。1963年,毛泽东亲自编定一本带总结性的诗词集。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了“63年版”诗词集的编辑全过程。1963年11月的一个晚上,田家英对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逄先知说,他家里还有一首毛主席的诗。于是,他背起这诗诗,让逄先知一句一句记下来。诗的抄件被送交毛泽东时,田家英给毛泽东附了一封短信,说这首诗是主席在香山作的。毛泽东看过以后,哈哈一笑,说:“哦,是有这么一首,我都忘记了。”这首诗经毛泽东同意,就选进了1963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194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这首诗打破传统竖写惯例,从左至右横列书写。这种书写方式,在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中为数不多,但从字和章法上看,则显得更加老练成熟,风格基本形成。 
　　毛泽东还书写过一些古诗词,但为数不多,也不为人熟知。如在延安时曾书写杜牧《题项羽庙》诗,赠给杜冰坡先生。1949年5月,柳亚子拿来一本《羿楼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手书谢灵运、薛道衡、苏轼的诗句:“池塘生春草。宫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并题“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念”。毛泽东将不同诗人的诗句题书在一起,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毛泽东的题词在这个期间就比较多了。比较有影响,且在书法上有代表性的有:1938年5月为《论持久战》题写书名;1938年6月为抗大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1939年12月为悼念白求恩的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0年4月为儿童节的题词“天天向上”;1942年4月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3周年题词“准备反攻”;1942年为拍摄影片《南泥湾》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3年为抗大题写校训“实事求是”;1945年9月20日(重庆谈判期间)为《大公报》题写“为人民服务”;1948年7月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1949年9月23日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等等。 
　　纵观毛泽东书法第二个时期的大量作品,可以看出毛泽东从摆脱过去研习的书体形式开始,到基本确立自己独特风格,一直是处于探索之中。每一年甚至每一幅作品都在变化,都在完善,都在追求。这个时期,毛泽东书法的基本特征,以楷书和行书为主,字体大小变化丰富,有时笔实墨沉,有时锋芒毕露,笔画夸张,无拘无束,布局自然疏朗,结体以右耸左展的“左斜”形态为主。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探索把字的重心往右挪动,呈“右斜”形态,但这个探索时间不长,大概到1942年就改为往左斜了,这一点我们从2幅作品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一幅是1941年1月31日《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字体是右斜的;另一幅是1942年4月17日《致欧阳山、草明》的信,字体是左斜的。这两封信,可以看作是毛泽东书法结体由右斜向左斜探索的转折点。之后,这种左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即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字形归正了,但仍然可以在一些字中看到左斜的痕迹。这反映了毛泽东在书法探索中审美认识的扬弃过程。 
　　 第三个时期:成名杰作、完善新体(1950年至晚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但始终对书法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表示出极大的关注。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最早的毛泽东自作诗词书法作品有两幅,都叫《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幅是1950年10月写的,另一幅是1950年11月写的。1950年10月,全国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首都北京举行盛大庆祝活动。10月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庆祝晚会上,有好几个民族文工团演出少数民族歌舞节目,毛泽东和柳亚子出席观看。毛泽东兴致很高,请柳亚子即席赋诗。柳亚子当即填了一首“火树银花不夜天”,歌颂毛泽东,歌颂民族团结。看了柳亚子填的词后,毛泽东当即就和了一首“长夜难明赤县天”。同年11月4日和5日晚,中央戏剧学院在怀仁堂演出歌舞剧《和平鸽》,柳亚子应邀前往观看,感动之余,又填写了一首《浣溪沙》“白鸽连翩奋舞前”。毛泽东看后,深为柳亚子爱国热情和正义精神所感动,又恰值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捷报传来,于是又写下了“颜触齐王各命前”这首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连续两次填词和柳亚子,这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亲密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喜悦心情。从这两首词的书法风格来看,正如毛泽东说的:“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就欢快飞动了。” 
　　这两幅作品的书写时间和填词时间应该是一致的,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诗词,但大都集中在1936年长征以前和新中国成立以后。长征以前作的诗词,不少都是在马背上吟出来的,由于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当时无法把它们变成书法作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所作诗词,大都是随作随书。除了上述两首诗词外,还有1954年作的《浪淘沙•北戴河》,1955年作的《五律•看山》,《七律•五云山》,1956年作的《水调歌头•游泳》,1957年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1958年作的《七律•送瘟神》,1959年作的《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1961年作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卜算子•咏梅》,1963年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等。 
　　毛泽东不仅自己喜爱书法,也把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加以肯定和倡导。20世纪50年代,文艺界不少人是不把书法当作一门艺术的,理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绝大多数国家是没有把书法列入艺术门类的。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书法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毛泽东知道后,责问文联领导:“多一门艺术有什么不好?”1956年在筹备新中国第一届书法展时,铁道部原部长、书法家叶恭绰恭请毛泽东题写展标,毛泽东谦虚地回答:“为书法展题词,甚难著笔,以不写为好。送上所书《沁园春•雪》词一幅,当作品展出。”可以想像,毛泽东送作品参展,这对当时的书法界是多么巨大的鼓舞!之后,当毛泽东了解到文艺界对书法是不是艺术还有不同看法时,就对老朋友周谷成说:“写书法有什么不好,他们也有意见?”在他晚年的时候(1972年),还不忘提醒人们:“学一点书法。” 
　　在肯定倡导书法这门艺术的同时,毛泽东更加重视书法艺术的研究和实践。1955年以后,毛泽东曾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陈秉忱回忆说,遵照毛泽东指示,经他亲自收集的各种字体法帖和千字文就有30多种。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说:“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之后田家英就向故宫博物院一次为毛泽东借了20件古代书画作品。其中有8件草书作品,包括傅山、文征明、董其昌等人的书作。毛泽东逝世后有人作过统计,毛泽东所存的拓本及影印本碑帖有600多种,看过的有400多种。读帖是毛泽东研究古人书法的重要方式,他一边看,一边用手指在空中比划,他还时常跟身边人谈论如何读帖练书法。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韩桂馨写过一篇文章,叫《毛主席热爱书法艺术》,其中有一大段就是谈毛泽东怎么教她读帖的。毛泽东说:“第一要多看帖,第二要多练习。写多了就熟了。”“你要反复看、反复记。等到帖的内容能够快记下来时就更熟了。”“记字的结构、造型、行笔、章法。”“对字帖要学它,又不全学它。学得又像又不像,要发挥你自己的特点。”这些话无疑是毛泽东学帖的经验之谈,即使今天,对我们书法人也是十分有用的。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从纷繁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看书写字成了他的最大嗜好。这个时期,他写了大量古人诗词,有人统计,大约有一两百首。长的有白居易的琵琶行,短的只有一句,如王勃的“儿女共沾巾”。这些作品有楷书,也有草书,其中不乏精品佳作。这期间,他开始重新书写长征以前创作的诗词作品。如:《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采桑子•重阳》、《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蒋桂战争》、《西江月•井冈山》、《沁园春•长沙》、《十六字令三首》等,几乎每一幅作品都反复书写数遍,仅《七律•长征》我们就看到过6个版本。这些已经成为毛泽东书法中的精品之作。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在全国兴起一个群众性的学雷锋热潮的同时,人们也惊呼:“原来毛主席的字写得这么好啊!”一时间,全国数千万的书法爱好者争相临摹,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军营的墙壁、板报、油印刊物上,到处可见毛泽东题词的临摹手迹。毛泽东一生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单位和个人题字很多。如:1951年8月为陕甘宁老区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952年3月为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题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1952年6月为全国体育总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5年6月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1957年1月为刘胡兰重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60年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题词“艰苦奋斗”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书法的精品之作。 
　　1964年7月29日,毛泽东给《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北京日报报头不好,应重换过。现写了多张……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8月28日范瑾写信给毛泽东,将毛泽东题写的报头制成小样送来审阅。9月25日,毛泽东在范瑾的信上批示:“……原写北京日报四字中有一二字似写得不好,今又写了一张,供你选择。”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题写报头是如何的慎重认真,追求尽善尽美!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是毛泽东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毛泽东为军队、地方亲笔题写的报头、校名有100多种,而采用撷字的方法拼出毛体字的报头、校名多达600多种。这些经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校名,有的沉实秀逸、朴素潇洒;有的柔中见刚、顾盼有情;有的平正古朴、老辣持重。幅幅见神采,字字有生机,气韵生动,意趣盎然。 
　　1965年夏,毛泽东直接参与了国内文化界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大辩论。这年6月,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推断现在存世的《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作,乃是赝品。文章发表后,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看了,不以为然,于是写了一篇《〈兰亭序〉真伪驳议》,与郭沫若争论。可是文章发出去后没有刊物敢发表,他就把稿子寄给了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章士钊看后,要高作一些修改,并应高的要求,写信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第二天就复函章士钊说:“……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日毛泽东也给郭沫若发去一信,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于是《光明日报》和《文物》均先后刊载了高的文章,之后,郭、高二人再次发文辩论,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参与进来,由此引发了一场学术大辩论。这次辩论,为书法理论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书法从楷书、行书转入草书,字体由斜归正,章法由单一到多变,独悟天机,自成一体,书法艺术已经达到随意挥洒的超然境界。这个时期是毛泽东书法历程中最辉煌、最具代表性、而艺术上也达到登峰造极的时期。作为书法家的毛泽东,从书法王国的传统中走出,从时代的风云里走来,一直走进书法王国的殿堂,为我们创造了一座现代书法艺术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