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书法的精神底蕰与艺术魅力

 马占禄 燕园博雅书画院

引 言

　　当代书法是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代，既继承传统又有所创新。早在建国初期，活跃在中国书坛的有郭沫若、沈伊默、沙孟海、林散之、陆维钊、潘伯鹰等，他们的特点是“文人画、学者书”。改革开放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如北碑、南帖大量地涌现出来，连民间书体也进入展厅，有的甚至连理发店、早点摊的招牌也写进自己的作品集，充分展现了多元开放的书法新局面。当前书坛流派异彩纷呈，有主流派或官方派、学者派、学院派、六十年代派、七十年代派、八十年代派、现代派等等，构成一幅多样的书法文化生态图景。

　　但是，其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诸如书者心情欠缺沉静而多有浮躁，沉潜功夫不够而盲目追风，追求艺术人格化不多而急功近利于声名，最后导致五花八门的作品出现在社会上，从而削弱了文化生态的生机与活力，尤其是对内在书法精神产生了消极影响。书法的未来，书法何为，书法的精神价值，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书法不是为求变化而变化，变化只是量，还有一个维度需要重新审视，那就是质量，或者高度与深度。中国书法尽管流派纷呈，但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人文生态功能，即致力于人类精神的提高和完善。

　　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哲学思想的形式表象艺术。它与世间万事万物相融、相通、相和，体现了神形兼备、心物交融、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精神。中国书法以其独特的书写工具、独特的书写形式，依循计白当黑的表现法则，内含书者的精神魅力及人文襟怀，臻达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最高境界。书法艺术是诗、画、乐的生命呈现，它具有诗词的人生况味，绘画的空间张力，音乐的节奏情思，最后以分行布白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成为最具有东方魅力的艺术形态。

　　这样一种艺术形态绝非是一种技巧的呈露，而是表现了人的人格襟怀与精神魅力。古语有“技进乎道”，道就是天地境界的人生修为，无论是在诗词中、绘画中，还是在音乐中，这种道体光辉的体现都是深刻的，在此意义上，中国书法体现了一种诗词韵味、绘画意境和音乐通感，并由此成为中国艺术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独特体现，表现出浓郁的精神底蕴与文化魅力。

　　一、书法艺术的诗词韵味

　　诗与词统称为诗歌，或简称为诗。诗需有韵味，没有韵味不成其为诗。诗要守格律，没有格律，形象的感觉和真情的表达就难以尽情展现，难称好诗。诗用形象、表真情、用语准确，才能旨深味厚、格调高远、意境深远悠长。

　　书法亦须韵味。韵味者心之韵味也。古语说“书者舒也”，正说明书法是“我手写我口”、“我口表我心”的真情流露。书法需要情感，但不是没有节制与约束的一泻而出，而是要讲究自我节制，故《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因此，书法深刻体现了“中和”精神。

　　中国书法充分发挥毛笔行笔的可移性、墨的可化性、线条的可变性与章法的可塑性，达到“韵味酣浓”的意境之美。在感情与墨迹的自然会和相溶中，诗词与书法的笔墨线条和谐统一：情绪表现或婉转低回，或慷慨激昂，或摇曳生姿，或心情振奋。一幅好的书法作品牵动作者的情感，使读者与作者产生共鸣。尽管书家没有完全表露其心意，但是高明的读者却能从笔墨之间感受到书家的心胸意境，从而达到双方的相识、相知、相融和相印的心灵状态，这就是书法的神奇魅力之所在。

　　当代伟人毛泽东既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书法造诣极深，自成一家。其诗、书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有两首词值得品鉴。一首是写于1936年的《沁园春·雪》，气象远大，大气磅礴：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沁园春·雪》

　　词开篇就是北方万里的雪飘，千里的冰封。诗人触景生情，似有一赌天下之意，千山万水尽收眼底，万里江山融入心中。笔意扭转长城内外、黄河上下，将一腔豪气收放于千钧笔力之中，将舞山飘雪加以神喻，由此进入妙化之境，信手拈来，不费半点力气。此山、此雪、此时、此感，使人想与老天一决高下。诗人借此天地之景喻示了自己欲与天地搏斗的壮烈情怀。情由景起，由情入画，由画入意，由意入韵，等待晴天丽日在洁白的雪原大地上朗照，山河大地犹如一群群红装素裹的少女，或绚丽妩媚，或多姿多娇，或光彩照人，或意气风发，活灵活现于茫茫雪原之中，江山出现红色新姿，太阳也必将升起，预示了一个国家的光辉明天。

　　再由景入史，由史入韵，笔意连连、情感交融，把美好的江山比拟成美丽少女，使千古英雄豪杰为此争相倾倒。然后笔锋急转，对两千年来封建帝王业绩加以诗人的评点：任何封建帝王之势皆如大江东去，浪花淘尽英雄。笔意随着诗意，诗意融着感情再次转折，甚为感叹，犹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旧的封建帝王一去不复返了，真正书写历史的将是今天的人们。

　　另一首是写于1965年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神思飘逸，气度非凡：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毛泽东重上阔别三十多年的井冈山，内心充满了感慨和喜悦。词的开篇也是以作者的心境入画，气势非凡、志向远大。以山势之景喻示作者长期以来的志向和重新建设新中国的决心。追昔抚今，前瞻未来，诗人自千里之外来到曾经工作和战斗的地方，看到井冈山今天的变化，触景生情，表达出对井冈山今后的期望。解放后的井冈山上有莺歌燕舞，也有潺潺流水，还有高入云端的道路，视觉之景与听觉之景融为一体。表达了诗人对老区建设变化的赞美。从绘画艺术上看，又呈现了国画山水的意境，表达出诗人内心世界浓重的情感襟怀与故地重游时轻松愉快的心情。当诗人登上最险最高之处时，生发出无限的豪壮情怀，表现出蔑视困难的凌云壮志和对未来的强烈信心与坚定意志。词意和笔意由此转折，“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连续递进的三个三字句奏出了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强音，并表明依循规律人是可以改变一切的客观真理。虽然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八年，但以诗人的博大胸怀来看，这只是一瞬间。继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进一步烘托出了作者轻松愉快、镇定自若的英雄气概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正是由于这种大无畏精神，诗词的结尾才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作者以豪迈、轻松、自信的心情借景喻人、借景喻世，以富有深刻哲理性的词句结束全篇，从而给读者以奋发向上、努力拼搏、勇往直前的精神鼓励。

　　细心观之，可见诗人用笔圆融而入境，随心而入神。随着词意的兴起，笔法畅简合度而奇险多变，笔意豪迈而气势磅薄，章法严谨而聚洒有度，韵调优美而奇趣自然，意韵天成而纵横有神，线条舞动而挥洒自如，韵律和谐而浑然天成。欣赏这样的作品，不能不使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达到一种崇高美的享受。

　　那么，“韵味”是怎样得来呢?“韵味”是作者的生命体现。作为一个汉字书法的实践者，我认为学习古人要学其“意”，习其“味”，要守格律，用形象，写感觉，表真情，这样便可获得书法艺术中诗词的“韵味”。

二、书法艺术的绘画意境

　　中国的传统绘画有独特的表现形式。距今六、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绘于陶器上的画图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绘画作品。绘画和书法均使用同样的书画工具——圆锥形的毛笔和灵活多变的书画颜料。水墨以线条的形式在纸上或绢上画出，表现出艺术的意味、意境和书者的情感、学识、修养、个性，达到形态兼备、心景交融、“天人合一”的美丽境界，这就决定了它们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故有“书画同源”之说。中国传统绘画一般都有题诗或题字，诗、书、画因而聚合成一个艺术整体。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到绘画的创作要求和评判标准的“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由于书画用笔相同，同为线条艺术，所以清代包世臣说：“画法书法本于笔，成于墨，则墨法犹如书艺一大关键”。

　　书法、绘画以“造化为师”。天地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运转变化，因此绘画总是生动活泼、神采奕奕，使观赏者感到绘画的无穷意味和无限魅力。魏晋玄学之风兴起，文人雅士追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求生命的风韵、作品的神韵，使书法、绘画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自觉的、活跃的、自由的时代，王羲之、钟繇的出现是魏晋书法艺术的鼎盛时期，而顾恺之的横幅绘画长卷《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的出现将魏晋绘画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的深入促进了书法、绘画创作水准的提高。正是如此，在东晋后期出现了以书法线条融入画法的创作意识，为后期的“书画同源”奠定了基础。

　　书画还具有一种“圆满”、“规范”和“法度”。基于魏晋时期书法的成熟以及绘画理论

　　的确立，隋唐时期的书画创作达到高潮。隋唐的书家继承魏晋以来的书写传统又渐渐开始创新，初唐出现了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与薛稷;盛唐出现了李昭道(李思训之子)，颜真卿与他的老师张旭、怀素等等;而后期的柳公权可与颜真卿齐名，有“颜筋柳骨”之说，其代表作《玄秘塔碑》、《神策军纪圣德碑》等，出于颜而秀于颜。在绘画方面，除吴道子和李思训父子外，还出现了水墨山水画和人物画。水墨山水画以王维为代表，他首先采用了“泼墨”法，提升了绘画的笔墨意境;人物画以张萱、周肪为代表，从达官贵人到平常百姓都有描述，其代表作《仕女图》展示了其书法线条的精致、人物的典雅和“自我”精神的表现。

　　书画还追求一种自然飘逸的意态风神，大致经历了宋、元、明三个历史阶段。与隋唐时期强调“圆满”和“法度”不同，宋代书画创作开始强调崇尚“写实”技法。从北宋到南宋的宫廷山水画，原始的“线勾”画法已逐渐发生变化，形成一种新的“文人画”派体系。苏、黄、米、蔡的出现使“宋人尚意”达到了自魏晋、盛唐之后的又一次书画创作高潮，如苏东坡的《寒食帖》、《赤壁赋》就是“无意而书书乃佳”的典型代表。宋徽宗时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北宋京都汴梁的汴河两岸的风俗人情，是一种写实画法的作品，其绘画技法精深、场面复杂，章法布局合理、笔墨到位，具体真实地表现出当时社会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从而推动了“文人画”的发展。在中国绘画史上，大批的文化名流视绘画为高雅的文化修养，诗、书、画以及序、跋、印互补而完整，使书画艺术达到“飘逸”、“雅观”的文化境界。

　　元代书画家在“宋人尚意”的影响下，进一步把诗、书、画、印有机结合，形成书画的文雅秀润和空灵含蓄的形态美，其代表是赵孟頫，他在《孤林秀石图》中自题诗咏“石如飞白木如籕，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赵壹、李衍、顾安、倪瓒、吴镇及赵孟頫的夫人管道升和儿子赵雍，自山水画法之后开创了含有很多“写意”成分的以水墨花竹为主要内容的“文人画”。在技法上他们不仅用湿笔作画，还用干笔皴擦，突出了山水画法的文学性，体现了书画家的自我个性和人格魅力。

　　在写意上，明代书画在继承宋、元传统创作的基础上又形成独具一格的体系。以“吴门画派”的“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文人花鸟画法日趋粗放，并发展到徐渭的“变形”水墨大“写意”。明朝前期，唐寅的《王蜀宫妓图轴》及吴伟的《铁笛图卷》夸张到了几乎变形的程度。而明后期的以陈洪绶与崔子忠为代表的“变形”巨匠完成了“文人无形、不求形似”的大“写意”过渡。明代书法的演变初期主要是“宫阁体”的风格，以沈度、姜立纲为代表。中期以“吴中四家”的祝允明、文征明、王宠、陈道复为代表，他们的书法追晋、唐，扭转“宫阁体”风格，形成各自的独特风格而百年不衰。后期以董其昌、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为代表，他们不断创新、学古、反古，形成学古、批古的矛盾的统一体系，形成风格独具的明代书法绘画。

徐渭《杂花图卷》之一

　　书画还追求一种充满个性的朴拙之美，这在清代书画中表现尤为明显。清代书画家面对前人的追新求变，选择了“返朴归真”的创作理念，形成了清代书画“尚朴”的创作新观念、新思想。清代初期的画派体系有“四王”、“四僧”及“金陵八家”。“四王”以“正脉”风貌出现，包括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四人。“四僧”以“反派”风貌出现，包括弘仁、髡残、石涛、朱耷。“金陵八家”以龚贤为代表。对后世影响最大应属“四僧”派系。到康乾年间，在经济发达的扬州，出现了“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他们高举“四僧”大旗，倡导改革创新。他们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文化内涵、鲜明的个性与丰富的感情意识，在章法形式上不拘一格、张弛有度。他们收放自如的技法对后世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岭南画派”以广东居巢、居谦两兄弟为代表，他们以形写神、时出新意、挥洒自如、格调高雅，并融入西洋画法。而以其弟子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三人为代表的“岭南画派”将中国的绘画艺术推向一个崭新的高潮。清代的书法创新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碑学”的兴起为中国的书法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涌现出大批的书风独特、形体各异、个性鲜明的书法家与书法理论家。他们倡导“碑学”，著书立说，从而推进了“碑学”的传播和应用。他们竭力推崇北碑，尊魏卑唐，使“南帖”让位“北碑”。清代的“碑学”兴起是一场具有某种近现代性色彩的革命，是一场有理论、有纲领、有章法、有目的地推翻旧文化的文艺革命运动，充分展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强大力量，从而也宣告了古代书史的结束。近代以来，中国书法绘画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了重大变革，这是一个继承与融合并举的历史时期。自1840年以来，“四王”画派体系开始走向衰败，上海成为新的绘画市场，形成了以吴昌硕、赵之谦为代表的“海派”画家群体，他们进一步推动了传统的“文人画”向现代形态的转变。与“海派”齐名的“岭南画派”体系，也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岭南画派”的传统。

　　书画的现代转型使得书画的现代色彩日益浓厚，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书画精神。二十世纪中国绘画逐渐形成两大类型：传统型和融合型。传统型以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等为代表，其宗旨是：尊重艺术个性，立足传统文人画，有所创新，形成个性，如删繁就简、意趣横生、平淡天真的齐氏画风;意境深远、浑厚天成的黄氏画风;壮阔遒劲、奇雄奇拙的潘氏画风;立意精细、气势奔放、巧夺天工的傅氏画风。他们的画法风格均继承传统基础并有所创新。融合型除“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外，还有林风眠、刘海粟、李可染、张大千、徐悲鸿等大师，他们主张中西合璧，融会贯通，融西洋画法画中国画，是改革中国画的提倡者。徐悲鸿是融“岭南画派”、西洋画法及传统画法为一体的典型代表。林风眠则把西方现代画派如马蒂斯式的线描画法注入到水墨宣纸上，又从民间瓷画中吸取养料，加以流美光润的线条，宁静淡泊的意境，形成他“欲辩无言”的内心独白。刘海粟也是把西方现代画派与传统画法相融的典型代表，他推崇狂热奔放的梵高，其作品大胆而狂热奔放，线条坚凝雄健，苍拔有力，老辣而豪迈，气魄惊人，令人有骇目动心之感。

　　林风眠《霸王别姬》

　　中国书法具有绘画的意境美，表现空灵的自由精神，而非纯粹的形式。中国现代绘画的发展与当今社会的文化创作环境、创作价值、创作对象以及品类和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绘画的门类在传统绘画基础上又形成油画、版画、连环画、漫画、宣传画等等新的绘画体系。中国画也从趣味高雅的写意、象征、表现和抽象逐步走向较为大众化的写实。因此，中国传统书法、绘画的意境美急需人们去发掘和继承，从而构成一种古今中西互动共生的文化生态。

三、书法艺术的音乐通感

　　书法是视觉艺术，也是听觉艺术。书法是无声的音乐，“书如音乐”、“书道为琴理”，当我们在享受书法艺术之美时，闭上眼睛，吟其诗词，其美妙不可言。

　　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之间存在着“通感”。七个音符组成美妙的音乐，而书法艺术是无声的音乐，让欣赏者倾倒陶醉。它的点线韵律在静静的符号中蕴含着活力，给人以无尽的感染。在书法创作中，小篆严谨，曲线圆润自然而无夸张之过;隶书扁平，点线稳中有动;魏书奇巧，行笔沉稳而厚重;楷书端庄，其线条法度严谨;行书流畅，其节奏韵律动人;草书飞扬，其旋律狂动不居。这些从音乐中借来的词语突出地表明了书法与音乐具有共通性。

　　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现代书法艺术越来越注重音乐感。实际上，音乐与书法的结合古已有之。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就认为音乐教育是均衡和谐发展的中心，而书法也有这样的作用。书法能促进音乐功能的发展，反之，音乐功能的提高也有助于形成书法节奏感，在创作中能够使环境与心境融合。据心理学家分析：音乐对人的心理、情绪有一定的调节功能。书法也有心理调节功能，因为书法和音乐有着“通感”，都具有节奏、旋律、平衡、变化、和谐等形式美的法则。由于有节奏、韵律的音乐融入心里，所以在音乐环境中进行书法创作能排除周围嘈杂的声音，使人心情专一地进入书境，而创作出好的作品。

　　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常常引起读者的欣赏兴趣。在书法的行笔之间、线条之间、走笔用墨之间、框架布白之间所呈现的意境和感情感染着读者，使人不由得吟起了书法作品内容，这便是“诗”与“乐”的合奏，使书者与观者形成共鸣与共识。书法将“有声的音乐”变成心灵“无声的音乐”。情感随书法内容的深入而深入，慷慨激昂者则铿锵有力读之，宁静致远者则婉转动听读之，这就是书法感染力的体现。卫夫人《笔阵图》里说“点如高山坠石，横如阵云千里，竖如万岁枯藤……”把点、横、撇的技法称之为“如插花少女，低昂美容，犹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海浮霞……”书法以气韵的生动与运笔的连贯传达出文字本身的特征。书法讲究筋骨血肉，血肉就是水墨，只有水墨调和方能显得骨筋肉匀、血脉相通、气势贯通。所以，一幅好的书画作品不但笔力遒劲，而且墨法华溢，线条“潇洒地去散步”而毫无“呆板”之嫌。

　　音乐与书法在创造美感的手段上也有近似之处。音乐的乐律节奏变化(如音符长短、高低、强弱、休止等)创造出听觉的美感。书法则主要以三法——“笔法”、“字法”和“章法”为手段，通过书写的提、按、行、转、收、疏、密，线条的粗、细、大、小、虚、实，用墨的干、湿、浓、淡等等，创造出视觉的艺术美感来。

　　音乐与书法在修炼上也有相通之处。音乐不是纯粹的音节符号，而是一种生命般的投入，找到恰当的表达精神的方式，这就需要深厚的人生境界的修养和技艺的千锤百炼。同样，书法的“字内功”与“字外功”同等重要，需要终身跋涉，长期进行文化修养，用这种深厚的文化内涵来充实书家。陆游《诫子学诗》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张旭看公孙大娘舞剑，由此感悟书法从而提高了草书技法及书写艺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要善于发现和吸收，一切资源可成为创作的养料，提高创作的原动力，从而淋漓尽致地表达书家的感情。“功夫在诗外”强调注意观察世间万事万物的变化，处处留心便得其意，将这些用到书法艺术作品创作上，就能获得美好的书法意境。

吴昌硕临《石鼓文》(局部)

四、书法艺术的人格襟怀

　　自古以来，中国人总是把“书品”和“人品”结合起来，立品为先。写字好比做人，做人要率真，作品也要“率真”。“率真”就是要“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故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人有品格，物也有其雅致。通常人们把梅、兰、竹、菊喻意为“四君子”，用以表现人的高尚品格。梅花孤傲独立，兰花谦逊深沉，翠竹高风亮节，秋菊不屈不挠。还有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牡丹雍容华贵，松柏刚劲挺拔……总之，万物自然的生命与人的品格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历来有“文如其人”、“诗如其人”、“书如其人”之说，这充分说明人格决定风格，人品决定作品。西汉的杨雄说：“书，心画也”。东汉的钟繇说：“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刘勰说：“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就是要表现作者的内心感悟和创作意境。清代刘熙载在谈到书法与人品时也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北宋大家欧阳修强调善书还须人品高，他认为只有善书的贤哲之士的作品才能流芳百世。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立朝刚正，面对安史之乱的叛军英勇不屈，以身殉国，欧阳修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颜真卿的人品和书品是一致的，他为人光明磊落，书风也方正刚劲。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人称“清风出袖，明月入怀”，遒媚劲逸，潇洒平和，如龙跳天门，又似虎卧凤阁，集雄健秀丽于一体，堪称法书正宗。王羲之官至右军，为人正直，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为人清雅，具有典型的受人尊敬的文人气质。其书法也正是他优秀人品的折射。

　　书法作品体现了书家的人格襟怀，它包括：精神、情感、气质、心灵、人格、学识、素养等等，反映出书家的人生观以及他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悟。反过来说，人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表现在书法作品里，就能打动、感染观者。唐代诗人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评张旭的草书：“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与草书焉发之”。张旭正是用草书来发泄自己的思想情怀。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除了作品本身书写的墨迹、章法的形式经典外，也在字里行间、行笔布白、线条、墨色变化中再现了颜真卿当时因侄儿死亡而无比悲痛的心情。

　　颜真卿《祭侄文稿》

　　书家的人文气质、心灵素养在书法作品中也能体现出来。石涛曾说：“夫画者从于心者也”，书法亦如此。放荡不羁、无形无规的人，其作品往往龙飞凤舞，气势磅礴，不同凡响;谨言慎行、处事小心的人，其作品往往是毕恭毕敬，不敢造次;性格刚毅、处事倔强的书家，其作品一定是刚劲有力、冲击力强、视角效果突出;做事马虎、没有责任心的人，其作品往往不讲法度、不求圆满，书法用笔不到位，常为应付之作;心底坦荡，光明磊落的书家，其作品一定是平淡致远，无私无欲，章法利落，布白干净;性情孤高而清介者，其作品英俊潇洒，飘逸尔雅;与世无争、廉洁谦和的书家，其作品超凡脱俗，宁静致远，不温不火;见利忘义、贪图虚荣的人，其作品一定是浮躁俗气、酒肉气等等。清人刘熙载在《艺槪·书概》中说：“写字者，写态也”。“杨子以书为心画，故书者也，心学也。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作品的美与丑、上品与下品皆能反映出作者的人品风格和志节的美丑和高下。清人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是这样说的：“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客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诸外。”这就是说，书法作品是人的情感归宿和内心写照，同时也反映出作者的学识及人文思想品格，观其作品就似观其人，书品和人品是不可分割的性情表现。

　　如果人品不好，即便字写得再好也不被人所推崇。赵子昂的字可谓秀美绝伦，清代书法理论家傅山却对其评价曰：“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卓约自是贱态”。话虽有些偏激，但却说明了这个道理。傅山也是特别强调做人，注重一个人的品格。他在《作字示儿孙》诗中，开篇语就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宋朝的秦桧是状元，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掌控国家命运的宰相，其书法作品也有相当的功力，但其字却流传甚少;据传说宋代四家“苏、黄、米、蔡”的“蔡”原指蔡京，后因其人品不好而改为蔡襄。还有近代的汪精卫，他的书法写得好，诗词也写得不错。但是，因为他们是奸相或汉奸，天怨人怒，家乡同族恶气名而纷纷改姓，不为世人所重，或受人厌弃。书随人而逝，泯灭滞传。人们恶其人而厌其诗书，故各自诗书的价值也难谈其好。柳公权说：“心正则笔正，余今曰：人正则书正，心为人之师，心正则人正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矣。……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故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故论书如论相，观书如观人。”因此，一个真正的书家应有渊博的知识、高深的文化思想内涵、良好的人文艺术修养、娴熟深厚的技法、博大的襟怀精神、高雅艺术精神气质，所以才能在书法创作的意境与创作风格上有所拓展。

柳公权《玄秘塔碑》(局部)

　　结 语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进步。人们的审美意识也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对书法艺术起本体作用的应是文化，也就是说，书法艺术本体背后所体现出的是厚重的文化。没有文化的书法是没有根基的高楼大厦，必然会倒塌。书法艺术的创作应适应现代审美观，体现现代书法艺术的精神价值和人文襟怀。

　　今天的中国书法经过一系列的变革，人们在困惑与迷茫中开始反思、审问，试图寻找新的书法定位。可以说，书坛上新的格局即将重新划分!最近有人提出“激活唐楷”，作为一种新的变通方式，最终能否获得成功这要看社会是否承认、人们是否认可。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意识的不断提高，书法一定会反复变革、改进和提高，最后“大浪淘沙”择其善之而存之。在我看来，书法崇尚“变化”、反对“呆板”，这是艺术的共同点。书法作品“千人一面”或“一字万同”，这既不可取也不能取。王羲之《兰亭序》中有“之”字二十个，其形态各异，变化无穷，这是“书法避复”的典范。但是，书法更要追求一种深厚的人格底蕴，而非仅仅求新求变。

　　当今全球社会处在一个多元的文化对话时期，现代人的书法创作并非是一种脱离传统、脱离汉字的书法创作，而是通过传统之“开新”来融入现代社会，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审美趋势。“江山代有才人出”，书法家的使命也正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找到适应现代书法发展的生存空间和精神意向，以此创作出具有当代艺术精神的书法作品，并对人类的精神生态有所助益。这是中国书法的魅力之所在，也是其使命之所在。